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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的某些弱点助长了小人的生长，小人案例之王安石误用吕惠卿

93afroot2周前 (08-31)素书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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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熙宁九年，即公元1076年，王安石变法失败，被罢相，贬判于今日的南京。在这里，王安石总结了他在政治上的种种得失，然而最让他纠缠于心的，却是他在用人上的失策。悔恨之极，往往奋笔疾书，然而落在纸上的却只有三个字“福建子”。这个“福建子”到底是何许人也?为什么他会给王安石留下了这么多悔恨而痛苦的回忆呢?这得从头说起。

这个“福建子”,名叫吕惠卿，乃福建泉州晋江人。宋仁宗嘉祐初年，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士，任真州推官。很快他又转入京师汴梁任职。就在汴梁，他与王安石相识，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文，谈古道今，竟有许多相同的见解，因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遂成莫逆之交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公元1069年),王安石拜参政知事，主持变法。当时的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《集贤》书籍。王安石便极力在神宗面前推举吕惠卿，并称，“惠卿的贤德，非但今人无法追步，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。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，恐怕惟惠卿一人而已。”稍后，吕惠卿便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，事无大小巨细，都要先同他商议，然后才实行，凡所提议的请议，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。二人的关系如师徒父子般亲密。

然而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司马光曾对神宗说：“吕惠卿险巧乖滑，并非佳士。使王安石负谤于内外者，皆其所为。可惜安石虽贤德，却刚愎自用，不通世故。吕惠卿出主意，安石就身体力行。再者安石时常进擢亲近之士，也恐众心不服。”神宗为吕惠卿辩护说：“吕惠卿进对明辩，也似美才之士啊。”司马光连连摇头：“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，明辩聪慧，但却用心不正，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。”后来，司马光又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，提醒他：“阿谀谄媚之士，现在对您百依百顺，言听计从，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。”王安石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，并认为这是司马光在挑拨他与吕惠卿之间的关系。

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，举步难艰。王安石罢相求去，力荐吕惠卿任参政知事。吕惠卿一上台，马上便扶植亲信，把自己不通学术的弟弟都升了官，更制定苛律峻法，弄得百姓不胜其苦。

郑侠、冯京多次上疏指斥吕惠卿朋比为奸，雍蔽上听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与哥哥政见不一，更看不惯吕惠卿的奸谄狡猾，竟当面羞辱了他一番，而今非昔比的吕惠卿自然咽不下这口气，将三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。王安国到底仍是王安石的一母同胞，因此，王安石对吕惠卿的作法有些不满，然而，吕惠卿再也不肯卖王安石的账了，并且一下子翻了脸，大骂王安石误国害民，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，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。

后来，宰相韩降觉得自己对付不了吕惠卿，便密请神宗，复用王安石为相。此时的王安石，再看吕惠卿已不是贤非人比了。于是，他便借他人弹劾之机，将吕惠卿贬出京城。

吕惠卿狡辩奸诈、诡变多端的本质已得到了充分的暴露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厌恶。因此，神宗及哲宗对其一贬再贬。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。

王安石应该说是一个颇为贤德的政治家，然而，却依然要受到小人的欺瞒，为其所误。为什么会如此呢?我想，这仍要从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弱点中去找。第一，王安石需要任用一些支持自己的人来推进新法的变革，这实际上就是对拉帮结党的需要。

因为有了帮派成见，所以他对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的提醒也看作是挑拨和离间，对吕惠卿反而信任弥深。第二，王安石也像任何其他正常人一样，喜欢别人的奉迎和赞美。而吕惠卿生性狡猾，善用机巧，其阿谀谄媚之心又罩上了一层“志同道合”的伪装，加上其确实机辩有才，这就使得涉身其中的人很难把“假意奉迎”与“真心赞美”区别开来，从而不能及时地看清楚小人的真面目来。后来，吕惠卿自我暴露了，然而，往事已不可追，王安石的变法大业终究是为其所误了。

在这个“王安石误用吕惠卿”的例子中，从结局上看来，好像是小人终将败亡，人类根除小人有望也。然而，问题绝没有如此简单。小人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，自然再没有活跃的市场了。但仍有大量精于伪装的小人生活在我们周围，同我们称兄道弟，问长问短，如果没有某些利害攸关的事件的激发，我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拆穿对方的假面。此外，此小人刚灭，彼小人又生，死死生生，无穷尽也。说了这么多，归结成一句话，仍然是：无论愚贤，是人就有弱点；无论多少，有弱点就会生小人，消除小人的过程也正是人类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。